陈尚君：道听途说的特殊价值
▍范摅似乎不曾有机会接触上层公卿，他的《云溪友议》叙述喜谈名人轶事，主要来自道听途说。从史学征信的立场上来说，他的著作的真实性确实大可怀疑，但从文学传播视角，则有特殊的价值。
先讲两个故事。
唐宣宗大中年间（847－859），有过两件完全无关的事情。一是秀才孙明拟往潘州，探访曾任九卿职务而贬逐到那里的韦某，诗人李频写诗送行：“北鸟飞不到，北人今去游。天涯浮瘴水，岭外问潘州。草木春冬茂，猿猱日夜愁。定知迁客泪，应祇对君流。”（《送孙明秀才往潘州访韦卿》）潘州即今广东茂名，唐代是很边远的地方。李频为孙送行，也对韦的遭遇表示同情。就在此前后的大中十年（856），京城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京城巡逻发现一位长期落魄的术士衣装华丽，以为偷盗所得，将其逮捕，术士招供，司农卿韦廑欲求官，让他祷祝，术士要他自书官阶一通，然后大呼：“韦廑有异志，令我祭天！”祭天是皇帝的行为，醮禳是驱灾求吉，术士将二者混淆，当然是讹诈。韦廑听到喧叫，立即慌了：“愿山人赐百口之命，家之货财珍玩，尽与之。”算你狠，花钱避灾吧。巡逻上报，闹上朝廷，皇上还算明白，说：“韦廑城南甲族，为奸人所诬，勿使狱吏辱之。”将术士杖死，韦廑贬永州司马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四九）。可是到二十年后《云溪友议》所载，韦廑写成韦觐，司农卿成了太仆卿，过程更详尽，附加京兆尹崔偘谓府囚叛狱与巫者交涉，韦的贬地换成了潘州，李频的诗成了“察院李公明远”，稍改文字，称为送韦而作。这位李明远是一品孙，大中六年（852）任左千牛备身，诗人杜牧为草制词。
代宗时的权相元载，出身不高，寅缘玄宗好道，开元末登四子科（为通道书者设置），安史乱后因善理财官显，代宗即位后入相，柄国政十六年，天下侧目。大历十二年（777），以罪赐自尽，据说受贿的胡麻就有八百石之多，牵连被贬的有韩愈兄长韩会、小说家沈既济。其妻为天宝名将王忠嗣女，夫败后自请从死，也算节烈女子。然而《云溪友议》卷下《窥衣帷》所载，王氏成为诗人王维的侄女，曾任宰相的河东节度使王缙女。相女嫁穷秀才，时久而见怠，于是王氏出奁资劝夫进学。元乃入京，以诗别妻自述委屈：“年来谁不厌龙钟，虽在侯门似不容。看取海山寒翠树，苦遭霜霰到秦封。”妻请偕行，并赠诗：“路扫饥寒迹，天哀志气人。休零离别泪，携手入西秦。”元到京“屡陈时务，深符上旨”，寻拜相，王寄诸姨妹诗：“相国已随麟阁贵，家风第一右丞诗。笄年解笑明机妇，耻见苏秦富贵时。”元贵盛无比，王又有诗劝戒。待元盈满被诛，代宗欲赦免王氏，王叹曰：“王家十三娘子，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，十六年宰相妻，谁能书得长信、昭阳之事，死亦幸矣。”坚求一死。这里包含了诗家女子能诗劝夫、贫贱夫妇相扶进取，以及才女殉死的几层故事。然而按诸史实，怎么也对不上号。元妻为王忠嗣之女，有元载所撰岳丈碑为证；王缙入相比元晚二年，他镇河东为大历三年诗，杜甫《诸将五首》“更喜临边王相国”可证，时元居相位已六年；《旧唐书·元载传》云王氏“素以凶戾闻，恣其子伯和等为虐”，与此之贤淑晓理异。
《云溪友议》作者范摅，自号五云溪人，是唐晚期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的一位好事文士，该书自序称：“谚云：‘街谈巷议，倏有裨于王化。’野老之言，圣人采择。孔子聚万国风谣，以成其《春秋》也。”他认为孔子修《春秋》乃聚“街谈巷议”、“万国风谣”而成，他也有志效仿。就目下所知，他没有留下写诗的记录，更无诗歌存世，并世诗人包括长期居住越州的方干，也未见与他交往。宋初人说他有子能诗，方干见后评论：“必不寿。”真伪不详。范摅曾“少游秦、吴、楚、宋”，据说曾交结名流，可就书中揭示的线索，交往层次并不高。他向往编著“近于丘坟”的经典，然而他常分不清国史实录与“街谈巷议”的区别，以为听闻者皆足为信史。他强调刘向所云的“传闻不如亲闻，亲闻不如亲见”，知道纪事应求可靠，然而这段话恰来自王子年《拾遗记》卷一，那也是一本喜欢编造历代帝王后妃离奇故事的志异书，可见范摅心仪《春秋》，其实是依傍传奇。怀着如此好奇而庄重的心情，加上本身对本朝史实、文坛掌故以及人事、年代、地理等鉴别能力皆苦不甚高，《云溪友议》以五分之四篇幅记录唐诗故事，留下唐时民间有关名家名篇的大量离奇故事。
如同今日之娱乐记者或小道传播者一样，范摅只是认真记录者，他的记录真伪杂糅，事实与虚构并存。比如记大中七年（853）浙东幕府听盛小丛歌送侍御崔元范归京，崔作诗有“独向柏台为老吏，可怜林木响余声”句，时以为不祥，至是年秋崔鞠狱谯中而卒。近代出土有《雍丘县尉崔府君夫人卢氏合祔墓志铭》云：“长曰元范，由拔萃科聘诸侯府，升宪台为监察御史，不幸短折，士林痛之。”志主为其母。再如录廖有方元和十年在宝鸡窆旅逝者始末，也可与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》268号载《唐故京兆府云阳县令廖君墓铭》印证。录韦丹与僧灵澈唱和诗序，真实性也无庸怀疑。此外还有一些，不尽举。
范摅说柳宗元到柳州，友人吕温作诗相嘲：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。柳馆依然在，千株柳拂天。”吕温卒于元和六年（811），后四年柳宗元方守柳州。可见这实在是离谱不经的叙事。
然而以范摅之好奇而学无根柢，离谱不经的叙事也在在多有。比如他说贺知章与顾况“每在班行，不妄言笑”，其实贺去世时顾仅十来岁，顾入仕更在贺死后许多年。再如说柳宗元到柳州，友人吕温作诗相嘲：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。柳馆依然在，千株柳拂天。”及南卓镇黔南，吕又作诗：“黔南南太守，南郡在云南。闲向南亭醉，南风变俗谈。”其实吕温卒于元和六年（811），柳有哀唁，后四年柳方守柳州。南卓守黔更在吕卒后四十多年，岂非见鬼？其实这一切都是柳宗元《种柳戏题》的民间衍派作品，柳诗云：“柳州柳刺史，种柳柳江边。谈笑为故事，推移成昔年。垂阴当覆地，耸干会参天。好作思人树，惭无惠化传。”
范摅又述“皇甫大夫在夏口日”，有道士自称黄山隐，排衙而入，吟诗有“古者有七贤，六个今何在”句，“自谓我是一贤也”。大夫以名利相诱，道士即“脱其道服，饰以青衿，引见谢陈，礼度甚恭”，大夫怒而斩之，判书有“黄泉六个鬼，今夜待君来”。就揭露道士之假清高，确是好段子。但鄂岳节度驻节夏口，从来没有姓皇甫之节度使，而中唐名臣如皇甫镈，则没有这段经历，故事就不知从何而来了。
又述李杜事，说严武镇蜀，杜甫乘醉戏言：“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。”严武怒而相讥：“杜审言孙子，拟捋虎须？”再说：“与公等饮馔谋欢，何至于祖考矣！”房琯也以微言得祸。严母“恐害贤良，遂以小舟送甫下峡”。“李太白为《蜀道难》，乃为房、杜之危也。”且解“所守或非人，化为狼与豺”二句“谓武之酷暴矣”。其实杜甫入严武幕府时，李白、房琯皆已亡故，《蜀道难》因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收入，可以肯定作于天宝十二载（753）以前，与安史之乱、玄宗奔蜀无关，更谈不上为房、杜忧了。范摅一不留心就把唐代民间之胡乱解诗记录下来了。在同一节中还有“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”、“陈晃字子昂”、“高适侍御与王江宁昌龄申冤”、李白作歌“疑严武有刘焉之志”、章彝外家报怨严武等离奇的记录，皆经不起史实的推敲。
又载徐安贞久居中书，恐遭罪累，“乃逃隐衡山岳寺，为东林掇蔬行者，诈喑哑不言者数年”。其实两《唐书》皆有徐传，自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入中书，卒于天宝三载（744）后不久，履历清楚，哪有时间躲到衡山作哑僧。
又载“秭归县繁知一，闻白乐天将过巫山，先于神女祠粉壁，大署之曰：‘苏州刺史今才子，行到巫山必有诗。为报高唐神女道，速排云雨候清词。’”白居易见题诗，告诉繁知一：“历阳刘郎中禹锡，三年理白帝，欲作一诗于此，怯而不为。罢郡经过，悉去千余首诗，但留四章而已。”称此四章“乃古今之绝唱”。其实白居易元和十三年（818）守忠州，刘禹锡三年后守夔州（境有白帝城），二人出守苏州、和州（即历阳）更在十多年后。诗刻在山石间，何可即去，何况宋欧阳修、陆游游庙见有李吉甫、丘玄素、李贻孙、敬骞、蔡穆等诗，皆在刘前。所记四诗，皆乐府《巫山高》，未必亲至题写。至于误记作者，尚是末事。一段叙事能错成这样，真亏范夫子之妙裁。
再如吟戎昱诗“千金未必能移姓，一诺从来许杀身”，范摅解释“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，令改其姓，昱固辞焉”，因作此诗。其实戎昱原诗题作《上湖南崔中丞》，是大历四五年间赠湖南观察室崔瓘，内容只是说感激知遇、重诺轻财之意，原作“千金未必能移性”，何曾有拒绝改姓之事，京兆尹李銮也不知所出。
以上诸端是可以理清事实者，还有许多极有名的诗事，仅知有讹误，不知真相究竟如何。
如云：“李龟年奔迫江潭。杜甫以诗赠之曰：‘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值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’”此诗也见郑处诲《明皇杂录》，宋人编杜集时收入，且以“崔九即殿中监涤也，中书令湜之弟也”一段录作杜甫自注。岐王李范是玄宗四弟，卒于开元十四年（726）；崔九是崔涤，也卒于同一年。杜甫那一年方十五岁，何曾有过这么阔的朋友？诗是好诗，就是与杜甫不合辙。
再如刘禹锡有名的“司空见惯”故事，范摅的记录最生动香艳：“昔赴吴台，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。沉醉归驿亭，似醒，见二女子在旁，惊非我有也。乃曰：‘郎中席上与司空诗，特令二乐伎侍寝。’且醉中之作，都不记忆。明旦修状启陈谢，杜公亦优容之，何施面目也。”以刘自述出之，不让人不信。诗极有名，但叙事错得离谱。杜鸿渐相代宗，平生未曾在扬州任职，大历四年（769）卒，刘禹锡出生于其后三年，二人无缘会面。刘刺苏州时，镇扬州者先后为崔从、牛僧孺，二人皆未带司空衔。《本事诗》载此事另一版本，也难究诘。
又述顾况于御沟外得落叶题诗：“旧宠悲秋扇，新恩寄早春。聊题一片叶，将寄接流人。”写诗和之，从上流送入宫中，不久收到和诗。那年代电邮还没发明，内外传情如此方便。可唐人愿信，先后有四五种不同版本。
以上种种，要严肃考史，究明真相，实在是吃力不讨好之事。若从民间传播来考察，则可有较合理之解释。近百年来若敦煌吐鲁番出土学郎题诗、长沙窑出土瓷器题诗、长治出土墓志盖题诗，共同特点是随意抄录改动，没有定本意识，更不在意作者为谁，但在广大地域内，却有许多共同的内容，可以揭示唐诗民间传播的一些特点。著名诗人也如同今日之明星一般，有其拥趸，有关其人其诗的曲折动人故事，当然是民间乐于知闻的，有涉风情艳闻当然更好，至于是否准确可靠，那又何必在乎，考据家永远只是少数人。范摅一生未仕，行走下层，认真采辑记录，能力也不足以考清事实，恰好完成记录传闻原貌的责任。今人常以谣言或八卦指称讹误不经的道听途说，但一经流传，常不胫而走，唐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唐五代笔记，存者或佚而可辑者逾百种，其文献来源差别很大。如《大唐新语》《谭宾录》等以国史实录为依据，《北梦琐言》部分取资五代实录，均较翔实；《次柳氏旧闻》录柳芳述高力士所谈，《戎幕闲谈》《嘉话录》叙李德裕、刘禹锡所谈，《尚书故实》录宾护尚书（今人考为张彦远）所谈，《贾氏谈录》记贾黄中所述，也都来源明白；赵璘《因话录》录平生见闻，李浚（李绅子）《松窗杂录》录前辈所谈，可说渊源有自。范摅似乎不曾有机会接触上层公卿，他的叙述喜谈名人轶事，主要来自道听途说。从史学征信的立场上来说，他的著作确实大可怀疑，从文学传播视角，则有特殊的价值。
“明皇幸岷山，百官皆窜辱，积尸满中原。士族随车驾也，伶官张野狐觱栗，雷海清琵琶，李龟年唱歌，公孙大娘舞剑。”随驾士族居然由一群优伶组成，这就是民间思维。
学林（2014.11.14）
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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